因凡蒂诺现在太痴迷于搞政治，这让人感到羞耻

2025年9月，前克罗地亚足球名宿博班返回萨格勒布迪纳摩，担任俱乐部主席一职。在此期间，博班接受了《卫报》的独家访问，分享了他与欧足联的过往以及对国际足联现任主席因凡蒂诺的评价。

午后的轻雾笼罩着马克西米尔球场，使其陡峭而富有戏剧感的轮廓显得更加庄重。在对面的楼中，博班正解释他回归的原因。他与记者坐在俱乐部食堂的一角，分享着墨鱼汁烩饭。另一端正是他年轻时作为青训球员住宿的地方。“情感上，这是我生命中最深刻的章节，”博班注视着熟悉的场景回忆道，“如果不回到这里，还能去哪里呢？”

他的足迹遍布足球世界各个角落。在管理岗位上，博班的每一段经历虽短暂却都引人注目。若不是过去十年间他在国际足联和欧足联担任要职时不断发声，这项运动的面貌可能会大不相同。自两年前高调离开欧足联后，外界常认为这位有主见且坚持原则的人仍有更广阔的舞台。但实际上，他的世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既缩小又扩展：在苏黎世和尼翁担任职务时获得的政策制定权和影响力已经消失，但没有哪个职位能像迪纳摩主席这样，让他持续处于公众视野之中，面对接连不断的关注与评判。

当天的报纸便是个证明：前一晚球队在欧联杯中1-3负于皇家贝蒂斯后，尖锐的批评铺天盖地。“人们都说耶稣是个好人，”他淡然地说，“比我们所有人都好，这是显而易见的，对吗？但人们依然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又怎能逃避日常生活中的‘十字架’呢？”

这番话体现了博班典型的表达方式。六个月前，他强势回归，最初担任俱乐部首席执行官，九月又通过萨格勒布迪纳摩首次完全民主的选举成为主席，他决意重塑这支他在19岁时就担任队长、34年前离开前往米兰效力的母队。他的目标是让这家仍笼罩在前首席执行官兹德拉夫科-马米奇丑闻中的俱乐部重现活力。面对这一挑战，他未收取任何报酬。

“我一辈子都在说，我热爱迪纳摩，爱这里的人们，爱这座城市，爱我的祖国，”他语气坚决，“所以当他们邀请我时，我怎么能说‘不，我已经57岁了，只想在岛上晒太阳、看海钓鱼’呢？如果我拒绝，那将违背我一辈子所坚守的价值观。”

在马克西米尔球场附近的三个小时里，博班阐述了他的愿景，也不回避那些亟待厘清的难题。最引人关注的是2024年1月他与欧足联的分道扬镳——当时他已担任欧足联足球主管近三年。博班认为，欧足联主席切费林提出并推动的章程修正案极不恰当，该修正案允许切费林竞选第四个主席任期。当时他公开批评切费林的“个人野心”。作为回应，切费林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博班“不值得我评论”。

球员时代的博班随AC米兰四次赢得意甲冠军和1994年的欧冠冠军，退役后涉足政治领域，始终以退役球员的身份发出有力却时常受阻的声音。回顾这段经历，是否有遗憾？

“我只对我和亚历山大（切费林）的私人关系发展到这一步感到遗憾，很抱歉事情变成这样。”自那以后，两人再无联系。“那几年我们关系很好，和他的家人也很融洽。但我做了我必须做的事，也清楚地表明了我的立场。他选择了他的道路，就这样吧，我祝愿他一切顺利。”

“但我一点也不后悔。这件事我思考了整整两个月，没有像孩子一样冲动行事，也没有像被宠坏的小孩那样任性。我反复斟酌，给自己时间思考，也给他人空间去消化。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和后果负责。我是如此，其他人也一样。”他坦言，如果没有那次裂痕，自己可能仍在欧足联工作。但压抑内心的不满对他而言是不真实的。就像2020年3月，他在米兰担任首席足球官仅九个月时，因在采访中批评俱乐部的所有权结构而最终辞职一样。

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他仍留在国际足联，将如何应对当前局面？2016至2019年间，他曾担任国际足联副秘书长，之后才加入AC米兰。博班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共同推动了国际足联的改革，他表示在自己任职期间，这个曾经“惶恐迷茫、失去方向的组织”逐渐重回正轨。他坚定维护两人当年的改革成果，并详细阐述了视频助理裁判（VAR）项目的辩护理由——他正是该项目的主要推动者。

博班指出，许多分析忽略了VAR在防止比赛操纵、维护公平方面的作用。“现在足球的诚信度和透明度已经完全不同，”他说道，随后列举了一系列数据，将VAR干预导致的时间消耗与每场比赛平均七分半钟的界外球耗时做了对比。

当然，如果在职期间因凡蒂诺做出任何违背国际足联宗旨的举动，他一定会辞职。谈到因凡蒂诺利用“和平奖”为特朗普颁奖、借此“主导”2026年世界杯抽签仪式时，博班毫不客气。“既不尊重，也不负责任，”他如此评价前上司的行为，“我简直无法观看。我很惊讶他会有这样的想法，过于政治化，沉迷于扮演政治人物和这些事情。”

“起初不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围绕足球和球员展开。我们本应让国际足联回归这个方向，当时也确实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后来，一切都偏离了。詹尼曾经很有责任感，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所作所为对他自己和国际足联的影响。他本意是做到最好，结果却事与愿违。国际足联不应成为政治组织，可他现在正把它往这个方向引，这是可耻的。”

“但这不能否定他之前做过的所有好事，这并非因为我曾与他共事。但另一方面，这也恰恰说明方向已经迷失。至少，这件‘荒唐的事’将所有问题都暴露了出来。我为此感到遗憾：为国际足联遗憾，为他遗憾，也为足球遗憾。”

回到博班的办公室，阿尔伯特-卡佩利亚斯走了进来，他于六月被任命为迪纳摩青训学院的负责人，前来做简短汇报。卡佩利亚斯曾在巴塞罗那青训营和B队工作十多年。博班的计划是将拉玛西亚的青训理念与那些培育了众多克罗地亚球员的热情与干劲相结合。

“我们希望拥有欧洲顶尖的足球学院之一，我相信几年内就能实现，”博班充满信心地说，“这样一来，所有人都会知道，从迪纳摩走出的球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球员。”

他认为，迪纳摩完全可以成为各大联赛年轻球员磨练竞争力的可靠平台。“20岁的塞尔希-多明格斯，即便不是世界最佳，也是顶尖的年轻后卫之一。”他季前赛从巴塞罗那加盟。丹尼-奥尔莫也曾走过类似的道路。刚满17岁的前波尔图边锋卡多佐-瓦雷拉，预计很快将从萨格勒布转会至巴萨。

博班的信念令人感动，但这样的思路真的能让迪纳摩这样的俱乐部在精英球队差距日益拉大的足球世界中站稳脚跟吗？“我相信假以时日一定可以，”他说道，并以亚特兰大为例，称其为依靠明智决策崛起的俱乐部典范。

他并未批评全新的欧洲赛事体系，认为欧足联的执行工作值得肯定。不少权力核心人士承认，正是博班在与执委会的长期博弈中将新欧冠的小组赛从10场缩减至如今的8场。同样，在国际足联任职期间，博班是世俱杯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但他主张的是24支球队参赛、为期18天的赛制，采用三队小组赛，淘汰赛若战平直接进入点球大战。谈及当前的世俱杯形式，他忍不住批评道：“32支球队、30天赛程，这简直是在‘摧残’球员。”

博班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热情地讨论这些话题，包括他眼中的“另一个致命因素”——加时赛。这让人们不禁担心，这位能够影响足球走向的人物是否过早地被权力中心遗忘。切费林很可能在2027年无对手的情况下连任欧足联主席，即便在如此高度受控的政治环境中，博班仍拥有不少支持者。难道他不会再次考虑回归吗？“不，绝对不会。我很清楚。有很多人，非常多的人，经常给我打电话。但这里是我足球生涯的起点，也将是终点。而且是我最热爱、最敬重的地方。这份情感，我无法带到其他任何地方。所以，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圆满的呢？”

此时，薄雾已完全笼罩马克西米尔球场。正是在这里，1990年5月，萨格勒布迪纳摩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的比赛爆发暴力冲突，博班飞踹警察，从此成为民族英雄。与某些解读不同，这一事件并未直接引发血腥的南斯拉夫战争，但一夜之间，他成为克罗地亚抵抗运动的精神象征。次年，克罗地亚宣布独立。

“那是一个集体时刻，与我个人无关。那是克罗地亚年轻人的集体觉醒。我们从未感受过如此深重的不公，于是团结起来为克罗地亚的事业抗争。我们是叛逆者，是抵抗者，但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我们的自由浴血奋战的人。他们比我伟大得多。那天，我为我们感到骄傲，为年轻人感到骄傲，为我们的抗争姿态感到骄傲。我们想要什么？自由。我们做了正确的事。这与民族主义无关，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仇恨无关，只关乎正义与自由。”

早在国际足联向他发出邀请之前，博班就已获得历史学学位，当过记者，并拓展了商业领域的事业。“或许是前南斯拉夫的动荡局势，促使我去钻研历史吧，”他说。他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人性从未有过太大改变。变化的只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社会形态和物质条件。古希腊人与今天的我们，有着相同的困惑、相同的问题和相同的恐惧。”

没有什么能改变博班。“你可以读一百万本书，拿一百个文凭，但我的灵魂里，始终是个足球运动员，”他说。有时，他会穿上足球鞋，和卡佩利亚斯一起去学院的球场。膝盖里的软骨早已所剩无几，但他依然会和U14、U15的孩子们一起踢球，尝试和U17的孩子同场竞技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我现在的样子，大概没什么激励作用吧，”他笑着说，“我从不防守，总在场上扮演‘小丑’的角色。但从我四五岁起，我就坚信，如果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使命的话，那就是踢球。直到现在，我内心最纯粹的那部分，依然是那个热爱足球的孩子。”